寻觅长城变迁之印记:秦简中的“故塞”与“故徼”

寻觅长城变迁之印记:秦简中的“故塞”与“故徼”
【读史札记】  作者:史党社(西北大学前史学院教授)  长城是起源于东周时期具有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等多重含义的鸿沟工程,其时的首要大国秦、齐、楚、魏、赵、韩、燕都修有长城。秦在昭王及秦始皇时期两次构筑长城,以防范北方的匈奴,后者即闻名的秦始皇“万里长城”。近些年,有多个省进行了长城资源查询,使得学界对秦长城的知道愈加清楚。在新发布的里耶及岳麓秦简中,也有与长城有关的内容,并能与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对读,十分重要。  里耶秦简中有一块木牍,上有“边塞曰故塞,毋塞者曰故徼”,意思是说,本来的“边塞”(长城)现在改称“故塞”;没有“边塞”的则改称“故徼”。别的,还有“皇帝”等名号的替换状况。这种更改,是为了习惯新的局势下的文书书写,“故塞”“故徼”,指的是秦帝国境内旧有的塞徼。岳麓简对“故徼”的记载更为详细,除了简2065+0780作“故塞徼”、简383作“东故徼”外,直言“故徼”的简最多,有10余支;与“故徼”相关的“缴中”“徼外”简也有大约10支,简的内容多是触及奴婢或黔黎的流亡、“盗”的叛变、“故徼”戍守的律令等。以上简文证明,从秦昭王二十九年(公元前278年)白起拔郢(今湖北江陵)至秦始皇二十四年(公元前223年)灭楚,直到秦二世时期(公元前209—207年),在半个多世纪的前史中,在故楚地的东西两部分之间,长时间存在着一条塞徼,塞徼之西为秦之南郡,其东则为剩下的楚境。在秦灭楚后,这条塞徼成为秦境内的“故徼”之一,南郡当地人称作“东故徼”。从政治、法令、军事和族群等许多层面看,“东故徼”都是具有标志含义的分界线。  在《史记》等文献中,也有“故塞”“故徼”,指的也是旧有的塞徼。比照里耶与岳麓秦简,可知“故塞”“故徼”由秦而起后人因之,是因为战国晚期以降秦向不同方向拓地构成的。秦汉时期的“故塞”与“故徼”,除了南郡东侧的“东故徼”,能够证明的至少还有以下两处。  秦—赵“故塞”。至迟从春秋时期开端,华夏北侧的“胡”系游牧族群(例如林胡、东胡、匈奴)鼓起,给华夏北方的秦、赵、燕三国构成很大要挟,三国在向北拓土之后,都构筑长城以捍卫之。其间燕长城从上谷一向延伸到辽东;赵长城从代绵绵至阴山下,又跳过黄河向东南行,止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、陕西府谷一带,捍卫着赵西北边境的云中、九原等郡。秦在昭王三十五年(公元前272年)灭义渠后,在陇西、北地、上郡的北侧也构筑长城防范匈奴。这条长城从陇西郡之狄道(今甘肃临洮)邻近向东北通向上郡,与黄河南侧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邻近的赵长城相接。在秦始皇十三年(公元前234年)左右秦取赵之云中、九原之后,河套一带的赵长城又成秦之鸿沟。秦始皇三十二年(公元前215年),蒙恬将众斥逐匈奴、“略取河南地”(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),在阳山(今阴山一部分)等地新筑长城,并使用了赵、燕两国旧有的长城,构成了上文所说的“万里长城”。跟着鸿沟的北扩,昭王长城与赵长城遂处秦境之内,被称为“故塞”。秦末,北部边境回缩,这条长城从头成为鸿沟,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记载:“十余年而蒙恬死,诸侯畔秦,我国打乱,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,所以匈奴得宽,复稍度河南与我国界于故塞。”汉初的张家山汉简也证明,一向到西汉初年,华夏王朝一向没有抛弃对云中、九原等西北边地的守御,所依靠的正是秦—赵“故塞”。直到汉武帝元朔二年(公元前127年)卫青逐匈奴出“河南地”,“故塞”才从头失掉鸿沟效果。这条“故塞”的许多地段,至今仍然存在。  蜀“故徼”。秦灭楚,是从向西南的进步开端的。惠王后元九年(公元前316年),秦灭蜀、苴、巴,在今四川、重庆一带置蜀、巴两郡。蜀郡西南,还有羌、笮等多支少数民族存在,秦使用蜀国旧徼,从头构筑了边境线,在《汉书·枚乘传》中,这条线叫作“羌筰之塞”,其方位当严道(今四川荥经)南侧,大致以沫水(大渡河)为界,向东至少抵达僰道(今四川宜宾)。“羌筰之塞”扼守着蜀郡通往西南的交通要道(此道经今雅安、西昌可抵达云南,是后来西南丝绸之路的主线之一)。在保持了二、三十年后,昭王二十二年(公元前285年),蜀守张若又跳过这条鸿沟,“取笮及江南地”(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),笮指严道以南今雅安、凉山州一带;“江南地”为江水(岷江)以南,即今乐山、宜宾南侧,都在四川南部。一致六国后,秦持续南进,既构筑五尺道,又置吏办理,最远可到今云南滇池邻近。汉初,南、北边境线缩短,除了北方退回秦—赵“故塞”,南边也回撤到蜀郡南侧的这条边线,如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记载:“(庄蹻)以其众王滇,变服,从其俗,以长之。秦常常頞略通五尺道,诸此国颇置吏焉。十余岁,秦灭。及汉兴,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。”以上进程阐明,从张若取笮及“江南地”一向到秦末的近80年间,跟着秦政治地图的南扩,蜀郡南侧的鸿沟线,也曾成为“故徼”。  秦简中呈现的“故塞”与“故徼”,印证了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。这不光反映了战国秦汉间政治局势的改变,还提醒了一个重要的前史现实,那便是“塞”“徼”分异。秦汉今后,文献与书籍中虽“塞”“徼”并见,都具有鸿沟的含义,有时能够交换,但用法实有差异:“塞”多用于指代北方地区的长城;“徼”则多与南边、西南边徼有关,在“二十五史”以及史地作品如《华阳国志》《水经注》中,都是如此。形成这个状况的初始原因,自然是南北方“塞”“徼”形状的实践差异。  北方之“塞”,常常所指便是长城,以绵绵的土石墙体为首要方式,战国今后很多盛行。在更早的时期,诸侯间疆域并不彻底紧邻,国与国之间常常还有大片的隙地,比邻国家的要害之处,仅设有关塞或城邑,长城便是从这些关塞或城邑演化而来的,是后二者功用的扩展,连称号都有连续性;在无长城之处,关塞或城邑是持续存在的。其实长城作为一个防护、预警体系,并不都以土石为之,如《汉书·匈奴传》记载,汉、匈间之“塞”,“非皆以土垣也,或因山岩石,木柴僵落(用木桩做成的防护区),溪谷水门”。  南边、西南盛行之“徼”,曹魏张揖解说说:“徼,塞也,以木栅、水为蛮夷界。”(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之《索隐》引)张说不光道出了“塞”“徼”一义,也指出了西南地区以木栅、河流为“徼”的现实。这点也可得张家山汉简的证明,如张家山汉简404说:“乘徼,亡人道其署收支,弗觉,罚金□□。”流亡者既可自“徼”的不同区段“收支”,估测“徼”应非挺拔绵绵的长城,而是简单穿越的木栅、水流之类。由此想开去,云梦秦简、张家山汉简中所说之“徼”,所指或许并非北方长城类型的边境线。还有一点,南边之“徼”,形状虽与北方长城差异甚大,但在要坏处也不排挤关塞的存在(例如汉代的旄牛徼),张家山汉简中有“边关、徼”数次呈现,都是“关”“徼”并见,反映的便是这个状况,此又与北方地区相似。一起,如上文所引,北方的长城体系也不扫除木栅、河流的方式。大概说来,“塞”“徼”有北南之分,不管从实践方式仍是文献表述都是如此,这个状况连续了两千多年。因为边徼的形状差异,北方至今仍有多处长城赫然屹立,南边之“徼”则根本消灭不见。  总归,新发布秦简中的“故塞”与“故徼”材料,既可协助今人知道前史,了解秦帝国树立的详细进程,也能够加深对长城这个重要的国际文化遗产的了解。在其他方面,这些书籍也有重要价值,例如能够从中了解秦在南边对少数民族管理的细节,讨论秦亡的原因;对旧有文献和较早的云梦秦简、张家山汉简的某些内容,也可据之重加审视,做出新的解说。  (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严重攻关项目“秦一致及其前史含义再研讨”〔14ZDB028〕子课题“秦国的兴起与秦的一致”阶段性效果)